2024 年中国有统计的交通事故发生 260072 起，死亡人数 59280 多。四川大概占 7500 起。
《中国统计年鉴》
台湾「行人地狱」的制度根源与城市空间重夺
是設計，讓城市更快樂
1868 年英国人发明了红绿灯，在那以前道路曾属于所有人——行人、有轨电车、马车一起走。美国当时规定汽车时速不能超过十六公里，撞了人按过失杀人定罪。然后十年间美国街头死了二十万人，主要是孩子。
汽车工业做了一件事。他们发明了一个词——jaywalker。jay，除了指一种鸟，还指傻子。乱穿马路的人，是傻子。不是车撞了人，是行人自己蠢，走到不该走的地方。
这个词是广告公司发明的。投在报纸，刷在墙上，像教你垃圾分类一样教你什么叫文明走路。二十万死人，忽然变成了二十万个「不懂交通规则的人」。
紧接着，Herbert Hoover——商务部长，后来的总统——召开全国交通安全会议，把汽车正式定为「移动进步的象征」。通用汽车在全美几十个城市收购有轨电车线路然后拆掉。你要出行？买车。同一批汽车工业培训的工程师后来成为美国政府交通顾问，写了道路设计规范——AASHTO, MUTCD——这些缩写今天仍是全球城市设计的基石。1956 年起，美国政府砸几百亿美元补贴高速公路。
语言层：发明 jaywalker，把责任从车主转移给行人。
舆论层：把汽车包装成自由与进步的象征。
基础设施层：拆除公共交通，制造汽车刚需。
技术标准层：让卖车的人写城市设计规范。
财政层：几百亿补贴高速公路。
「马路是给车走的」——是一个规训的概念。
——它是怎么实现规训的？
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后，欧美城市污染严重、传染病横行、贫民窟遍野。纽约 1885 年廉价住宅区死亡率 57%。
怎么治？设计师裂成两派。
一派说，重新组织城市。把工厂、住宅、商业拆开，各放各的区域，中间用快速路连接。柯布西耶 1924 年画出「光辉城市」——塔楼散落在公园里，汽车在专用高架路上跑，人走地面的隔离带。1933 年《雅典宪章》把功能分区写成国际规范。这套逻辑后来成了全球城市规划默认模板——工作区、居住区、商业区严格分离。一经分离，走路就从生活里消失了。距离被设计进城市。汽车不是选项，是前提。
另一派说，别组织了，直接走。城市没救了，搬到郊区去，一户一英亩地，高速公路连起来，车到哪人到哪。赖特 1932 年管这叫「广亩城市」，画在十二英尺宽的模型上到处展览——传统城市消失，美国变成一张铺开的网格，汽车是上面唯一的血液。福特做得更直接。他把大河工厂建在底特律城外的迪尔伯恩，世界最大垂直整合工业综合体，不在城里，在郊外。工人开车上班。住郊区、有车，你就能永远不用进城。「解决城市问题的办法就是离开它」。
两条路，一个终点。工作区、商业区、住宅区被强制分开之后，步行就不可能了。汽车从选项变成了必需品。不是你选择了开车——是你被放进了一个不开车就到不了任何地方的城市结构里。城市规划先创造了对汽车的依赖，再用汽车依赖来合理化更多的汽车基础设施。
古希腊人说城市的目的是创造公共空间，实现集体幸福。亚里士多德说公民与城邦如同水手与船——水手各自为政则船无法前行。城邦的核心空间是 Agora，广场，公共讨论的地方。苏格拉底在那里用哲学启发公民思考，因为「过于颠覆」被贵族以「腐化青年」罪判处死刑。
然后罗马人用公共浴场、斗兽场转移公民注意力，让你不再思考城邦生活的意义。中世纪教堂成为城市中心，承诺死后幸福。到了现代，边沁说幸福等于快乐减痛苦，可以量化——更多车道等于更方便等于更幸福。边沁的学生 Robert Pemberton 把老师的公式往城市上一套，说城市是不幸之源，应该逃往新西兰从零建一座「幸福殖民地」。
城市是问题，逃离是答案。汽车是逃离的工具，逃离城市就能获得幸福。
但巴黎市长 Bertrand Delanoë 戳了一下这件事：汽车绝大多数时间停在停车场。你付钱、修它、找车位、担心被偷。然后一天发动两次——上班，下班。
「拥有汽车等于自由」这个说法——把「想去哪就去哪的能力」替换换成「拥有一台车」。
Vélib’——巴黎公共自行车——名字是 vélo 加 liberté。自行车加自由。自由不是拥有，是用完就走。就像超市推车——用的时候推，买完东西放回去。你不必买一辆推回家。
2007 年巴黎推出这个系统的时候，目标是挑战「有车才自由」的美国价值观。不是论证。是用一辆随时能借随时能还的自行车，让你身体先体验到另一种自由。
巴黎人大概想不到，十几年后这个逻辑会在另一个国家铺到他们够不到的规模。中国街头现在摆着一千二百多万辆共享单车，每天两千七百万人次骑——单次平均一公里半，刚好填上地铁站到公司那段空隙。人行道又划分出一块分给共享单车，没人觉得自己在「拥抱自由」。
哥本哈根 1962 年做过一个实验。市长 Alfred Wassard 拍板，把主商业街 Strøget 从车行道改成纯步行街。市民抗议。但街封了之后，人涌进来了，商店营业额涨了。城市学家 Jan Gehl 从此开始系统性地追踪步行化数据，一跟几十年。他得出一个结论，后来被反复验证：给行人越多空间，行人越多。给汽车越多车道，汽车越多。
后半句是反直觉的——修路不是为了疏解拥堵吗？不全是。道路扩容之后，开车暂时变通畅了，但这通畅本身就是诱饵——之前嫌堵而没开的人现在开了（潜在需求释放），本来坐公交骑车的觉得不如开车快（出行方式转移），走别的路的绕过来了（路线转移），还有人干脆多出门几趟（新增出行）。新车道被新需求填满，拥堵回到原点。
反过来也是一样——减少车道不必然制造瘫痪，一部分车流会「蒸发」，人自己会找替代方案。
1970 年代能源危机，几千哥本哈根市民上街抗议。不是要求汽油降价——而是要求修自行车道。市政府顺势建了高效自行车网络。现在哥本哈根近四成人骑车通勤。不是市民素质天生高，是基础设施把骑车做成了最高效选项。Strøget 的步行区也从最初那一段一公里多，逐年扩张成今天欧洲最大的步行网络之一。
波哥大 2000 年无车日。所有私家车不准上路。当天车祸住院的人少了三分之一。儿童第一次能安全骑车回家。后来市民公投把这一天变成国家纪念日。波哥大本来每年车祸死一千三百人，三年之内城市面貌大变。现在每个周日都是无车日。
一个城市的市民投票决定——每个星期有一天，马路还给走路的人。
波哥大市长 Peñalosa 后来去了纽约，2006 年把时代广场改成步行区。改造前时代广场「更像一个路障而不是旅游景点」。纽约市长被骂「发动文化战争」，批评者说他是「少数认为骑自行车时髦的文艺青年」。
注意那个词——「文化战争」。当有人把路权分配称为文化战争，他在做什么？把一个利益问题变成一个身份问题。道路空间归谁——这是利益。「你们这群人强迫我们改变生活方式」——这是文化战争。
2025 年南京把陵园路——就是那条两侧悬铃木遮天蔽日的梧桐大道——部分时段改成步行街。摄影圈炸了。过去拍梧桐大道，一辆老式公交车缓缓从树荫里开过来，那是「烟火气」。现在车没了，「一刀切」，「问题没根本解决」。一条路能不能通车——利益。一条路拍出来好不好看——审美。「你们把烟火气改没了」——文化战争。
伦敦 2003 年引入汽车入城费，市长 Ken Livingstone 的理由很直接：驾车进城产生污染的温室气体，外部成本应该由车主承担。收来的钱补贴公共交通。伦敦市中心车流量少了四分之一。斯德哥尔摩更精细——高峰期收费高，非高峰期免费，引导你在不堵的时候开。
拥堵收费的机制是外部成本内部化。驾车的污染和拥堵本来由全体市民承担——走在路边吸尾气、乘坐公交堵在路上——这个成本你看不见。收费让这个成本回到制造者身上。但这里有一个很容易被跳过的前提：替代交通必须已经就绪。如果公共交通不可达，收费就变成了「穷人税」——低收入者付不起费又没有公交可坐，高收入者照开不误。伦敦和斯德哥尔摩是在地铁和公交已经密集覆盖的前提下才敢收这个钱。
哥本哈根 1962 年的 Strøget 实验也有一个前提：那个街区本身就有商业密度，有人流的潜力。把一条什么都没有的马路封了，不会自动长出人来。成功案例可复制的直觉是危险的——波哥大的成功依赖于巴士网络作为替代，若替代网络不存在，禁车只会造成通勤瘫痪。疫情期间很多城市的无车日暂停了，因为公共交通被视为感染风险，「驾车等于安全」的新框架覆盖了「驾车等于污染」的旧框架。已经建立的认知出现了回退。
不是「有政治意志就能成功」。政治意志只是必要条件之一。
然而——汽车工业是坏人，哥本哈根是好人。为了效率牺牲行人安全是落后的，夺回公共空间是先进的吗？
站在斑马线前面等绿灯。有个人直接走过去了，没车。脑子里冒出四个字——乱穿马路。
明知道这个词是九十年前一群卖车的人发明的，还是会冒出这四个字。
真正的问题不是谁没素质，是道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嗐。绿灯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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