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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


贤良选到了政府以后,照例由政府提出几个政治上重大的问题,向他们请教。这叫做策问。策即是一种竹片。问题写在竹简上,故称策问。一道道的策问,请教贤良们大家发表意见,这叫对策。


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以往的政治思想,便该注意以往的政治制度。中国决不是一个无制度的国家,而每一制度之后面,也必有其所以然的理论和思想,哪可轻轻用专制黑暗等字面把来一笔抹杀呢?


当时政府并没有为民众安排一个生活的基础,全国土地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也没有设法使国民人人就业,而却要国民人人向国家尽职责。遇有不克尽此政府所规定的职责的,那便就是犯法了。犯法就得抓去,有的便因此充当官奴,强迫在各政府衙门里做苦工。于是有的人便宁愿出卖自己,做私人家的奴隶。


汉武帝自己是雄才大略,他自己揽权,尚不甚要紧,他死了,他须替他后代小皇帝着想,于是来一位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便出来问题了。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这一观念,反映在汉代的选举制度上,便极明显。


凡属皇帝命令,在敕字之下,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即须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再送尚书省执行。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故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得为敕”(中书省武则天改称凤阁,门下省武则天改称鸾台),这仍是说一切皇帝诏命,必经中书门下两省。其实则皇帝的诏敕,根本由中书拟撰。


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下一种通融性。往往每一制度,都留有活动变通之余地,不肯死杀规定,斩绝断制。因此中国皇帝不致如英国皇帝般被逼上断头台,或限定他不得为种种活动。事实上唐代也确有不经中书门下而皇帝随便下命令的。不经凤阁鸾台何为敕,此是刘祎之批评武则天的话,而刘祎之因此遭了杀身之祸。武则天以下的唐中宗,也便不经两省而径自封拜官职。但中宗究竟心怯,自己觉得难为情,故他装置诏敕的封袋,不敢照常式封发,而改用斜封。所书“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当时称为“斜封墨敕”。此即表示此项命令未经中书门下两省,而要请下行机关马虎承认之意。在当时便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之事,因此在历史上传下。当时唐中宗私下所封之官,时人称之为“斜封官”,因其未经正式敕封手续而为一般人所看不起。


据此一例,便知中国传统政治,本不全由皇帝专制,也不能说中国人绝无法制观念。但中国政治史上所规定的一切法制,有时往往有不严格遵守的,此亦是事实。但严格说来,则此等事总属胡闹,不可为训。只因闹得不大,皇帝私下只封几个小官职,也不致有大影响。直到宋朝,太祖赵匡胤开国为帝时,建德二年,恰逢三个宰相相继去职,太祖欲派赵普为宰相,但皇帝诏敕一定要经宰相副署,此刻旧宰相既已全体去职,一时找不到副署人,该项敕旨,即无法行下。宋


根据这一点看,中国过去的政治,不能说皇权相权绝不分别,一切全由皇帝专制。我们纵要说它是专制,也不能不认为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的专制。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的。我们现在应该注意在它的一切较详密的制度上,却不必专在专制与民主的字眼上争执。


由中央派大吏到外面去,剥夺地方官职权。而结果反而有中央派去的全权大吏在剥夺地方职权之后,回头来反抗中央,最后终至把唐朝消灭了。这与后来清代的情形也相仿佛。清代地方最高长官本为布政使,就如现在的省主席。清代的总督巡抚,就名义论


总之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必需得统一,而实不宜于过分的中央集权。这在中国的政治课题上,是一道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目。


在西方是先有了中产社会,先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再来打开仕途,预闻政治。而中国则不然,可说自两汉以来,早已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时又压抑工商资本。只鼓舞人为大学者,当大官,却不奖励人为大商人,发大财。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大体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政治措施,存心在引导民间聪明才智,不许其为私家财力打算无限制的发展。于是知识分子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官,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肿病。读书人成为政治脂肪。若再奖励他们来革命,来争夺政权,那岂得了?


当时一般意见说,租庸调制三个项目分得很清楚,现在归并在一起,虽说手续简单,但日久相沿,把原来化繁就简的来历忘了,遇到政府要用钱,要用劳役,又不免要增加新项目。而这些新项目,本来早就有的,只已并在两税中征收了,现在再把此项目加入,岂不等于加倍征收。这是税收项目不分明之弊,而更重要的,则在此一制度规定租额的一面。


简单说:好像汉代是在社会上层节制资本,而下层则没有力量管;唐代注意社会下层,由国家来计划分配,而让上层的富民能自由发展。这一情形,似乎唐代人更要高明些。他可以许你过富,却不让你过穷。这更有些近似现代英美的自由经济。


后方兵员枯竭,政府有钱有势,不在乎,临时买外国人当兵。边疆上逐渐都变成外国兵。安禄山、史思明,看他们名字是中国式的,而且是中国边疆大吏,寄付与国防重任的,实际上就都是外国人。打平安史之乱的李光弼,与郭子仪齐名,其实李光弼也就是外国人。这是唐代一个特殊现象。这因唐代武功太大,四围都成中国的下属,唐太宗已被称为天可汗,这如称皇帝的皇帝,唐代实在太富太强了,他们忽忘了民族界线,他们不懂害怕外国人,不懂提防外国人,大量使用外国人当兵作将,结果才弄得不可收拾。于是唐代的府兵一变而成为藩镇,军阀割据,胡族临制。那真是惊天动地的大变迁,那何尝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变动呢?所以我们要研究政治制度,也该放大眼光,不要单就制度来看制度才得呀!


本来考试是为国家选拔真才,明白的此项制度之主要精神与本原意义,又何必在细节上一一计较。但有些人便要借此制度之宽大处作弊,于是政府不免为要防弊而把制度严密化。这是一切制度皆然的。但制度逐步严密化,有时反而失却本义,而专在防弊上着想。


这也因宋代得天下,并未能真个统一了全国,他们的大敌辽国,已经先宋立国有了五十多年的历史。所谓燕云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赠辽人。当时察哈尔、热河、辽宁乃及山西、河北的一部分疆土,都在辽人手里。北方藩篱尽撤,而宋代又建都开封,开封是一片平地,豁露在黄河边。太行山以东尽是个大平原,骑兵从北南下,三几天就可到黄河边。一渡黄河,即达开封城门下。所以宋代立国时没有国防的。倘使能建都洛阳,敌人从北平下来,渡了河,由现在的陇海线向西,还需越过郑州一带所谓京索之山,勉强还有险可守。若从山西边塞南下,五台山雁门关是那里的内险,可算得第二道国防线。要一气冲到黄河边,还不容易。所以建都洛阳还比较好。若能恢复汉唐规模,更向西建都西安,那当然更好。但宋太祖为何不建都洛阳西安,而偏要建都开封呢?这也有他的苦衷。因为当时国防线早经残破,燕云失地未复,他不得不养兵。养兵要粮食,而当时的军粮,也已经要全靠长江流域给养。古代所谓大河中原地带,早在唐末五代残破不堪,经济全赖南方支持。由扬州往北有一条运河,这不是元以后的运河,而是从扬州往北沿今陇海线西达开封的,这是隋炀帝以来的所谓通济渠。米粮到了开封,若要再往洛阳运,那时汴渠已坏。若靠陆路运输,更艰难,要浪费许多人力物力。宋代开国,承接五代一般长期混乱黑暗残破的局面,没有力量把军粮再运洛阳去,长安一片荒凉,更不用提。为要节省一点粮运费用,所以迁就建都在开封。宋太祖当时也讲过,将来国家太平,国都还是要西迁的。


在当时本有两个国策,一是先打黄河北岸,把北汉及辽打平了,长江流域就可不打自下。这个政策是积极进取的,不过也很危险。假使打了败仗,连退路都没有。一个是先平长江流域,统一了南方,再打北方,这个政策比较持重稳健。宋太祖采了第二策,先平南方,却留着艰难的事给后人做。所以宋太祖临死,听他母亲话,传位他弟弟赵匡义,这是宋太宗。太宗即位,曾两次对辽亲征,但都打了败仗。一次是在今北平西直门外直去西山颐和园的那条高粱河边上交战,这一仗打败,他自己中了箭,回来因创死了。在历史上,这种事是隐讳不讲的。只因宋代开国形势如此,以后就不能裁兵,不能复员,而同时也不敢和辽国再打仗。因为要打就只能胜,不能败。败了一退就到黄河边,国本就动摇。 在这种情形下,宋代就变成养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更奇怪的,养了兵又不看重他们,却来竭力提倡文治。这也未可厚非,宋代就因刻意提倡文治,才把晚唐五代一段中国历史的逆流扭转过来了。在宋人只想把这些兵队来抵御外患,一面提倡文治,重文轻武,好渐渐裁抑军人跋扈,不再蹈唐末五代覆辙。因此上养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后就愈养愈多。《水浒传》说林冲是八十三万禁军教头,实际上太祖开国时只有二十万军队,太宗时有六十六万,到仁宗时已经有了一百二十五万。所以王荆公变法行新政,便要着手裁兵。裁兵的步骤,是想恢复古代民兵制度,来代替当时的佣兵。但民兵制度,急切未易推行到全国,遂有所谓保甲制,先在黄河流域一带试行。保甲就是把农民就地训练,希望临时需要,可以编成军队,而又可免除养兵之费。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载,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他并说以后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所以明代政府是没有宰相的,清代也没有。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明制一天有三次朝,称早朝、午朝、晚朝,如实则皇帝要三次出面见群臣及民众。明制常朝有两种:一叫御殿,一叫御门。御殿又称内朝,是在大殿内朝会议事。御门是到奉天门,就在阳台上,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现在西方国家有什么大集会,还有在阳台上讲话的风气,我们称这是一种民主政治的精神,其实清朝故宫的午门,就是与被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不过这种制度清朝没有行,但明朝却有。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多少的麻烦。明太祖是开国皇帝,天下是他打来的,以前他是皇觉寺和尚,扫地挑水也干过,他有这样精力,可以做独裁的皇帝。明成祖也还是亲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从北京打到南京来篡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亲裁庶务。再下去的儿孙,生长在深宫,精力逐代萎缩,便不能这样做。甚至不能天天出来上朝见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里老等着,也不能群臣们说了话,皇帝无辞可答。后来皇帝便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现在再说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慢慢地弄了权。甚至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遇到太监懒批的,便把来当作包鱼包肉的废纸用。这种黑暗腐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私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当初太祖定制,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却也预防到太监预闻政事的可能。故在洪武十七年,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可见太祖心里尽明白,废了宰相,由皇帝来独裁,太监接近皇帝,易于得弄权。正如汉武帝把相权揽在宫里,也预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致皇太后预政,所以要先把母后赐死。这些可有之流害,他们也是想到的,然而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是他后人遵守了,始终没有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他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这哪里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在这种情形下,外面弄得没办法,内阁学士若真要做点事,也必须先勾结太监。因为内阁见不着皇帝面,非结合太监,一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层。明代有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是近人所推中国历史上大政治家之一个,但他也只能结合太监,才能揽实权。


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一问题。因为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坏,关系最重要。明代亡国以后,当时有两位大史学家,痛定思痛,来讨论明代政治制度,和此下中国政治的出路。一位是黄梨洲,他著了一部《明夷待访录》,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他认为将来只有再立宰相,正名定义,把宰相来做政府领袖,不要由皇帝亲揽大权。另一位顾亭林,著有一部《日知录》,他曾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他举了历史上许多例来讲。总而言之,地方政治干得好,天下就太平。地方政治干不好,天下就大乱。他们两人的着眼点,一上一下,各有不同。黄梨洲注意在上面,顾亭林注意在下面。但我们若细看全部中国政治史,便知他们两位所说,同样是颠扑不破的教训。


又《清一统志》把省区再综合划分,如称关东三省(山海关以东),或岭南三省(广东、广西、福建)之类。这更是无意义。这是把政治地理和自然地理混淆了。后来中国人果然为此误事。别的不管,只叫广东省、广西省,不说岭南三省,或南三省,而独关东三省因为清代限制中国人出关,常把来混合称为关东三省,不分开,而后来又把关字省了,只叫东三省。习俗相沿,好像东三省和其他省区有不同,全国只知道有一个东三省,却不看《大清一统志》,岭南也有南三省。其他省区全都如此并合称呼,东三省并不和其他地区有两样,而我们却误认它是两样了。后来又有人把东三省误叫为满洲,这更大错特错。满洲只是吉林省松花江外长白山附近一小区域,在明代属建州卫,唐称府,明称卫,这是军事区域的名称,并不是东北的行政区域。关东三省,才是东北行政区域,而尚不全是行政区域。而一般人不注意这些事,或者满洲人要故意把满洲两字的地域观念放大,所以他把省区也勉强分为关东几省,岭南几省等不合理的称呼,来牵强混淆。而后来日本人又推波助澜,故意把东三省说成是另外一区域,而且东三省就是满洲。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混淆。后来弄出溥仪的伪组织,自称满洲国,认为是满洲人统治着满洲,实际上东三省哪可与满洲相提并论?


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这也是双方社会一大区别。直到今天,流品观念在中国人脑里还很深。譬如教书人,是一种行业,衙门里办公文作师爷的也是一种行业,但行业与行业之间,却显分清浊高下,这便是流品观念在作祟。又譬如文官武官,一样是个官,官阶品位尽相等,但在流品观念下,则文官武官又显然有分别。这是中国社会独特的传统,西方人不易理解此分别的。若要把流品二字翻成西方名词也无法翻,只有中国人脑筋里才懂得。譬如唱戏也是一职业,然而在中国人脑筋里,唱戏的自成一流。这一流,那一流,各自有品,等级不同。种田的、读书的,也同样是职业,而在我们脑筋里,除开职业之外,却夹有另一观念,这就是所谓的流品。在明代政府的观念里,胥吏另成一流品,胥吏是没有出身的。先是不准做御史,后又不准考进士,结果只叫考生或秀才之中无出路的来当胥吏。


大家知道:八股文没有什么意思,但为什么政府偏要用此来考试呢?当然有人要说,这岂不是专制皇帝故意的愚民政策吗?然而明代推行八股文,早已在衰世。那时的皇帝,哪里会用心创造这样用意刻毒的制度来?当知任何一制度,很难说有一二人所发明,所制定。正因当时应考人太多了,录取标准总成为问题。从前唐代考试,一定要考律诗,就因为古诗不容易定标准,判优劣,律诗要限定字句,平平仄仄,要对得工整,一字不合法度就不取。标准较易具体而客观。宋代不考诗赋考经义。仁义道德,大家一样的会说,谁好谁坏,很难辨。所以演变到明代,又在经义中渐渐演变出一个一定的格式来。违犯了这个格式就不取。这不过是一个客观测验标准。八股文犹如是变相的律诗,是一种律体的经义。这也不是一下子便制定了这格式,而是逐渐形成的。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斲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我们读历史的,读到明朝晚年,总觉得中国太不行。满洲不过是松花江外一个小部落,中国怎会抵御不住他?我们因这一番愤懑之情,便不免要多责备。其实我们该晓得,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而垮了台,当然不是简单的一回事,我们该就历史上切实来理会。这并不是说文化衰败,道德堕落,政府专制黑暗,几句空洞不着边际的想象话,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缘。专就政治讲,每一制度,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的,总不免出毛病。明代大体上已过了两三百年的太平日子,无论当初制度怎么好,也会腐化,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两三百年的长时间,人们的精神不会始终紧张,维持原状的。它也会放松一下。就拿卫所制度说,此制度不算得不好,而且明代也凭此建立了辉赫的武功。后来国势隆盛,四境太平了,兵卒一生不见打仗,他们的精神当然会松懈。


站在历史立场看,应该有一历史的说法。所谓历史的说法,便是根据历史,把具体事实来说明。我们不要说中国民族衰老了,它的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话。我们要分析那时的具体事况,换言之,我们要找出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究竟失败在哪里。当然我上面之所说,只是历史事实中一小节。但总是比较落实的。


西方人讲政治,一定先要讲主权。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权观念上。所以西方有神权、王权、民权的分法,到现在便是国家主权在民众。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譬如说明代的政治主权在哪里?这种思想,中国很少见。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只论政府该做些什么事?它的责任该是些什么?它尽了职没有?而并不讲主权在哪里。主权的背后,则是一种自由意志。譬如这一只茶杯,若说主权属于我,便是我可自由使用此茶杯。这是权利,非道义。若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之道义,便无所谓自由。这是双方政治思想上一绝大的歧义。


今天我们则要讲全民政权,国家主权应在全体民众,这也可说是我们的理想。但若要真待全体民众集合起来掌握政权,这事还是不可能。这里面仍不免或以资产阶级为中心,或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或再有别的新方法,来代表着全民。如共产党主张有无产阶级专政,即其中之一例。若真要由全体民众来掌握政权,这仅是一理论。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权,说他们是代表全民的,则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也何尝不可说是代表着全民。读圣贤书,讲修齐治平之道,由国家加以考试,量才录用,此辈读书人的意见,就可以代表全民,这是中国的理论。此刻西方则必待大家选举,中国人则用一种公开的考试制度,这是方法的不同。双方的理想,何尝不同在想法挑选出可以代表全体民众的人来组织政府掌握政权呢?


中国历史里的传统政权,据我上面历次所讲,早已不在皇帝了。皇帝个人,并不能掌握政权,仅至明代废了宰相以后,皇帝在政府的权是特别的重了。但也并不是在当时政治制度里,把整个主权交付给皇帝,皇帝也并不能说国家属于我。中国皇帝向来没有讲过“朕即国家”这句话,即是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都不敢讲。单只是皇帝代替了宰相,那仍是制度上的改变,不是理论上的翻新。


如是则一切事情,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向皇帝发生关系,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这不是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不再公开了!秘密政治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呀!


从前做皇帝,外面送给皇帝的公事,先送到六部,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得先看。因为政治该公开,而六部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呀。这在明代还是如此的。那时大官的任用还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则只经过吏部。事关教育,则一定要经礼部的。不能说皇帝私下决定了,不再给政府行政长官预闻就可办。这绝不能说是一种制度,也不能说它是习惯法,只该说它是法术。为什么?因为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而私心则绝不能形成出制度。


清代那种私心的政治,又怎样能做得下去呢?这就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有拥护他独裁的一个特定的集团。我们此刻说皇帝独裁,我们也要看是哪个力量在帮助他独裁,拥护他独裁。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贵族吧,军人吧,资产阶级把,都没有。若说皇帝利用读书人,读书人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读书人——有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府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有人认为这便是“封建社会”了,这真是胡说。读书人不就是封建。反过来说,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读书人,也并不是私心。并不如元清两代,存心扶护蒙古人和满洲人。这种政治当然是私心的。因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是法术。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大总统或内阁总理,幸有政党大部分人在背后拥护,然而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中国以前没有政党,政事一切公开,大家可以发言。临到国家危机之际,外交问题,军事问题,有时绝对需秘密,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有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危急临头,不免要吃亏。但就常数平均,秘密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利不敌害。民主政治,公开政治,总是害不胜利。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最可宝贵处,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处置。要不公开也不可能。清代皇帝下来的上谕不必经六部,六部不能径下命令到全国,尚书、侍郎都可单独上奏,又没有给事中封驳权,给事中的官名是有的,但已经台谏合一,失其本职了。就政治常理言,一个机关代表一整体。譬如兵部,应该由兵部尚书代表负责,兵部侍郎是副主官,一正一副,副主官当然只是辅佐正主官,不能说兵部尚书这样讲,兵部侍郎又那样讲,变成只有个人而没有了机关。譬如财政部长代表着财政部,财政部次长对于财政上的意见当然要向部长贡献,不该直接向行政院长申述。这道理很简单。所以说清代那些措施,只是法术,不能说它是制度。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试问除了私心外,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结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三大自由了。东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卧碑立于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杀头了。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在这种私制度之下,最坏的还是他们自己心虚,要替自己留一个退步。这个退步,就留在关东三省。清政府把关东三省划成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我们已讲过:满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辽河东西两岸,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东边直到大同江。无论如何,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前,早就是中国的。两千年来,也一向是中国的。清代把它划出去,做他们的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以出关开垦。


再说到清代的考试制度。若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考试制度之用意,本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来分配于政府各部门。现在清代的部族政权,既绝无意于把政权开放,则考试只成为羁縻牢笼之一术。换言之,只让汉人们也尝到一些甜头,开放政权之一角落,作为一种妥协之条件而止。


帝国主义这名词原起于西方,中国则向来没有。由秦汉到明代,中国向不成为一帝国。帝国必然有他的征服地,征服地不蒙本国政府平等的统治。譬如英国在香港,以前在印度,都是派总督,法国在安南也是派总督,对这些征服地另外管理。这才叫帝国主义。美国人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但亦不愿派总督去统治,因派总督就变成为帝国了。香港印度的总督,名义上由英王派,不由内阁派。它本国的政治是民主的,但其殖民地则是附属于帝国,不许有民主。若美国在菲律宾亦派总督去管理,是不是美国大总统就要等于英国的皇帝呢?这违背美国立国的精神。美国人不肯这样做,又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才让他独立。这就因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规模,有一个国家的体制,有其立国精神与传统历史,不能随便改。美国人尽管看重东方的商业,但他只可想旁的方法,不能派一总督来管理菲律宾,而把他们开国以来全部历史精神推翻了。所以今天苏维埃说美国帝国主义,其实是名实不相符。但若说英国对香港是一种帝国主义,这是百辩难逃的。因他把全国家分成了两部分,一部是本国,一部是征服地。这才始得叫帝国。


清代有所谓本部十八省,外边又有藩属,故说它像西方的帝国,但细辩又不同。因清人待蒙古,比待中国本部的人还要好,蒙古人得封亲王,中国人是没有的。英国人断不能待香港人比待他本国的人好,可见就算清代也是帝国,还是东西巧妙不同的。我们现在的毛病,就在喜欢随便使用别人家的现成名词,而这些名词的确实解释,我们又多不了解。西方人称中国为大清帝国,又称康熙为大帝,西方有帝国,有所谓大帝,中国则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制度,和这样的思想。而我们却喜欢称大汉帝国乃及秦始皇大帝了。在正名观念下,这些都该谨慎辨别的。


满洲人到中国,他们的一切政策,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中国人。又再拉拢怀柔蒙藏来挟制汉人。


这样还不够,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解中国社会之抵抗力。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压迫中国。一面在羁縻中国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又一面是压迫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这样三方面用心,可谓是很周到的。康熙、雍正,也都是很能干的皇帝,经他们统治,中国无言论自由,也没有结社出版自由,而还不断有十分可怕的文字狱。种种压迫,而知识分子无法违抗。同时正因为他们还懂得讨好民众。


当知中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地方没落,已经有它显著的历史趋势,而且为期已不短。地方官一天天没有地位,地方政治也一天天没有起色,全部政治归属到中央,这不是一好现象。固然民国以来数十年的中央始终没有能达成圆满稳固的统一,国家统一是我们政治上应该绝对争取的。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事。


一个是顾亭林。他是明末清初人,他想革命排满,但他深感社会没有力量,无可凭借。他曾跑到山西,看见一个裴村,全村都是姓裴的,他们祖先在唐代是大门第,做过好几任宰相,直到明末,还是几百几千家聚族而居。他看见这样的村庄,他认为社会要封建才得有力量。外面敌人来了,纵使中央政府垮台,社会还可以到处起来反抗。但他所讲的封建,却并不是要特权,只是要分权。中央早把权分给与地方,中央垮了,地方还可有办法。这是顾亭林的苦心。


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若要讲平等,中国人最平等。若要讲自由,中国人也最自由。孙中山先生看此情形再透彻没有了。然而正因为太过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平等了里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该谁来管政治呢?政府终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平等,什么人该爬上来当官掌权呢?中国传统政治,规定只许读书人可以出来问政,读书人经过考试合格就可做官。读书人大都来自农村,他纵做了官,他的儿孙未必仍做官,于是别的家庭又起来了,穷苦发奋的人又出了头,这办法是好的。不过积久了,读书人愈来愈多,做官人也愈来愈多,因为政权是开放的,社会上聪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这条路,工商业就被人看不起。西方社会就不同,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实际纵使封建贵族,也没有所谓官。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会。中国很早就奖励读书人,所谓学而优则仕,聪明人都读书,读了书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国政治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好像一个人身上无用的脂肪太多了,变肥胖了,这不是件好事。但这现象,直到今天,还是扭转不过来。


现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是没有了,我们只说政治的主权在民众,现在是民权时代了。可是就实际言,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哪能立地真来操纵这政权呢?孙中山先生说:此四亿五千万人都是刘阿斗,这话再正确没有,因此他主张在政治上的权和能要分开。孙先生不是读死书的人,他这几句话,并不由任何西方抄袭来,他真是深识远虑,确有他所见。政府是该属于民众的,但不是,也不能,定要全体民众直接来掌握此政权。理论上,国家政权当然在民众,该以民众大家的意见为意见。但民众意见,终是句空话。如何来表达出此民众的意见呢?今天中国多数民众,尚依赖政府来注意教和领导,他们哪有办法来过问政治?然而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即如目前的日本,他们把历史上的传统中心皇帝尊严摇动了,急切间社会也会发生摇动的,他们拿什么东西来填补,来维系?这在他们也将成为一问题。中国也会碰到这问题的,而且早已碰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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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大城

陆铭


越是将历史拉长了看, 我越是相信, 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是普遍规律, 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

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

罗伯特·M·波西格


“有什么新鲜事儿?”这是一个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但是也最不着边际,可以没完没了地问下去。如果认真探讨它的答案,所得的只不过是一堆琐碎的跟风事物,这些都是将来的淤泥。我宁可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最好的?”这个问题能疏通河道而非拓宽它。人类历史中有些时代,思想的河道挖凿得太深,以至于无法修改,从而再也无法出现任何新气象,这时追求“最好的”就成了僵化的教条——但我们的现状并非如此。

自由主义

李强


人们普遍以为,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被政治经济学取代,批判法学从根本上摧毁了自由主义的法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敲响了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丧钟。学术界这种共识可以从几本关于自由主义的畅销书的题目看出:《自由主义的终结》,《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自由主义的贫困》。


当我们试图找出“自由主义”的确切含义,找出自由主义区别与其他意识形态的本质内涵时,我们却不能不感到迷惘,感到无力。只要粗粗翻阅一下西方学者关于自由主义的著作,就会发现,有多少本著作,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定义。诚然,在涉及社会政治问题时,没有哪一个概念不具有歧义。但是,自由主义是所有基本概念中最具歧义的概念之一。


不少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将自由主义界定为强调自由的学说,作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保守主义强调秩序,社会主义则强调平等。


拉斯基的学生、加拿大政治学者麦克佛森在《以所有权为基础的个人主义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1962)中,通过对英国革命时期政治理论的分析,特别是对霍布斯与洛克政治理论的分析,提出了著名的“以所有权为基础的个人主义”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在于,自由主义关于自由、民主、法制的一系列理念都是基于所有权概念之上的。自由无非是所有权的自由交换。而民主则是所有者权益在政治上的反映,换句话说,民主制度在实质上相当于股份所有制。


确实,西方当代政治的独特现象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念的胜利与自由派作为一种政治派别的衰落并存。自由主义者成功地将自由主义理念传播到社会文化与政治生活中,使其成为西方几乎所有政治派别共享的理念。


西方的所有政治派别,无论是保守主义的抑或是激进主义的,在其本质上都带有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诚如拉姆赛(Matlreen Ramsay)所言,在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自由主义观念支配‘一般大众的思想并影响形形色色政党的实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西方的政治制度都建立在自由主义原则及价值观之上并受其制约。”


或者,像西方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西方现代思想其实只有一套学说。那就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是要“保守”自由主义取得的成就,而激进主义则是企图用更激烈的方式实现极端化了的自由主义理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西方近代思想史就是一部自由主义兴起、发展、受到挑战的历史。


看来,专制政体只是“东方”帝国的政体。在那里,最大的敌人就是掌国的专制主,在他的治下没有自然法,有的是单独一人发号施令,法只不过是专制统治者任意发布的命令。


我们只要举出卢梭对代议制的批评就够了。卢梭称代议制“起源于封建政府,起源于那种使人屈辱并使‘人’这个名称丧失尊严的、既罪恶又荒谬的政府制度。”[18]


在西方学术界有一种颇为盛行的说法,自由主义只不过是没有上帝的新教而已,可见新教与自由主义关系之密切。


历史发展有许多不解之谜,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便是一例。本来,最早点燃自由主义火种的是欧洲大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德国与瑞土的新教改革都出现在欧洲大陆。但颇为有趣的是,自由主义作为——种理论、一种制度最早出现在英国。


西方个人主义的兴起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决不是某一个思想家独自的贡献。然则,尽管个人主义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宗教与社会根源,但它作为一种哲学,作为一种理论立场,却是由霍布斯首先系统阐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麦克佛森对此毫不怀疑:“个人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的理论立场,其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霍布斯。尽管霍布斯的结论很难说是自由主义的,但他的基本预设却是高度个人主义的。”[25]

自由主义的未来

[美国]艾伦•沃尔夫


“最初,”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写道,“全世界都像美洲。”

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

莎拉·贝克韦尔


别用“聪明”来形容一个人,要用自由或不自由。


现实点儿:坚决要求不可能之事。

大问题: 简明哲学导论

[美]罗伯特·所罗门


但哲学主要不是研究其他人的观点,而是努力用尽可能有说服力、尽可能使人感兴趣的语言清楚地表述你自己的观点,这才是做哲学,而不是仅仅读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复杂,还因为你一旦开始思考,需要思考的问题数目就变得没有止境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哲学的全部工作就是去宣称自己赞成某些听起来顺耳的观念或字眼。


时髦词语非但不能帮助我们思考,而且还会替代思考;言之无物尽管听上去一套一套的,但在理智上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价值。


对时髦词语的滥用,以及用言之无物的方式来轻松回避严肃的讨论,这一切都说明了那条已经多次强调过的哲学命令——“定义你的术语”——的重要性。事实上,定义术语是非常困难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做是枉费时间。你很清楚你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论证:哲学并不仅仅是陈述你的观点,而且还要用论证对你的观点提供支持,并对他人的观点进行反驳。最好的哲学总是具有一种针锋相对的形式。不要只是陈述,还要给出论证,预期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反对意见,尽早去反驳它们(“你可能会反驳说……但就这种说法,我想指出的是……”)。


我在好多年前就已经觉察到,我从早年以来,曾经把大量错误的意见当成真的加以接受。从那时起,我就已经断定,要想在科学上建立一些牢固的、永久的东西作为我的信念,我就必须在我的一生中有一次严肃地把我从前接受到心中的所有意见一齐去掉,重新开始从根本做起。 ——勒内·笛卡儿,《第一哲学沉思集》

从一到无穷大

G.伽莫夫


“所有整数的个数和一条线上所有几何点的个数,究竟哪个大些?”——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乍一看,提这个问题可真是头脑发昏,但是著名数学家康托尔(Georg Cantor)首先思考了这个问题。因此,他确实可被称为“无穷大数算术”的奠基人。


大家一定还记得在算术课上学过的这样一条规则:每一个普通分数都可以化成无穷循环小数。

聋哑时代

双雪涛


适当的内疚是一切善意的基础,我曾经这样理解。


也许是我的问题,我太小了点,还没有学会怎么去长情,当然在之后的若干年的某一段灵光一现的时刻,我一度掌握了长情的要领,或者说是不由自主地陷入了一种恶狠狠的爱恋,并希望它长久。可大多数时候,越是浓郁的情愫越是不可靠的心血来潮,那种自以为不可或缺的人物,只要一个不和谐的夜晚就可以让我对其失去兴趣。丹凤陈是我第一个迅速遗忘的女孩,不只是现在忘记了她名字中间的那个字,不只是现在连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也忘记了,只记得自己对她的一点心意,而是在那个时候,我虽然能够记得她名字中间的那个字,能够记得她在那几年是个什么样的人,可自己对她的那一点心意,迅速不见了。


我们就这样成了无话不谈可又无法让彼此理解的朋友,每天骑车回家在暮色里肆无忌惮地对谈,说着对方不感兴趣而自己兴趣盎然的话。

小说灯笼

太宰治


生活安乐时,作绝望之诗;失意受挫时,写生之欢愉。


她心胸开阔,能够和任何人立刻成为朋友,全心全意地付出,然后被抛弃。这是她的兴趣。因为她很喜欢悄悄地享受忧愁与寂寥。不


他爱读侦探小说,也常常独自在房里玩变装游戏。说要学习外文,买了柯南·道尔的英日对照小说回来,却只读日文部分。

牛蛙

胡迁


我喜欢看电影,不论这电影是好,还是烂成狗屎。只要看到黑暗中有片说不清楚的光影,就会让人觉得世界还是美好的。我收藏有几千部电影的VCD和DVD.我时不时会觉得自己的爱简直太他妈纯粹了。我七岁的时候去借录像带,路边有两个小孩在打架,我走过去观赏,没想到他们动了石头互相扔去,一块硕大的瓦片朝我怀里的录像带飞过来,我用手挡住了,中指指节被削掉一块肉,到现在痕迹仍在。如果我有钱会买很多拷贝,堆在家里,让它们像树一样生长。

冰与火之歌第一卷

乔治·R. R. 马丁

父亲蹲下来,伸手探向狼尸的头底,使劲一拧,举起某个物体让大家看。原来那是一只碎裂的鹿角,分叉断尽,染满鲜血。


雪诺这个姓氏是专门给那些在北方出生,却不幸没有父亲的人用的。


丹妮却只想重回那栋有红漆大门的宅院,想要她窗外的那株柠檬树,还有她失去的童年。


“那么私生子小弟,让我给你一点建议罢。”兰尼斯特道,“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谁,因为这个世界不会忘记。你要化阻力为助力,如此一来才没有弱点。用它来武装自己,就没有人可以用它来伤害你。”


男人转头去看着女人。“好好想一想,我为爱情做了些什么。”他极不情愿地说,接着便用力把布兰朝外一推。


畸形怪胎,”他说,“不是我多嘴,但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活着起码还能充满希望。”


“殊途不见得不能同归,谁知道将来怎么样呢?”


“却不能让她起死回生,”劳勃别转头去,望向灰暗的远方。“诸神都该死,我只求得到你妹妹,他们却硬塞给我一顶狗屁王冠……赢得战争又如何?我只要她平平安安……重回我的怀抱,一切都和原本一样。奈德,我问你,当国王有什么好?管你是国王还是放牛郎,诸神不都一样嘲弄你么?”


男人转头去看着女人。“好好想一想,我为爱情做了些什么。”


“殊途不见得不能同归,谁知道将来怎么样呢?”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

[南非]J·M·库切 著 邹海仑 译


从城市到旷野,从营地到深山,从流浪到回归。


【南非在南半球,高纬度,季节与我们相反,那里的六月相当于中国的十二月。】

感谢自己的不完美

武志红


何长明说:“按照我的经验,最大的问题不是自律,而是我们没有花费工夫确定愿景——为什么要改变?我们没有求助于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和动力,没有求助于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声音。”

文章标题:标注 - 浪费时间

文章字数:14.3k

本文作者:禾七

发布时间:2019-05-22, 00:00:00

最后更新:2019-12-18, 15:36:57

原始链接:https://leay.net/2019/05/22/mark-k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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